两次世界大战造就的二十世纪带给了人类一系列惨痛的回忆以及历史的象征恒信期货，曾经寄身于其中的思想家试图细致描绘文明的夏日余晖，以及长夜来临前决策者的愚行和大众的集体心理，来为未来的历史提供警示与忠告。一战与二战之间的维也纳，深刻地塑造了哈耶克为首的奥地利学派以及站在他对面的卡尔·波兰尼。相对于冷战结束后一度如日中天的哈耶克思想，卡尔·波兰尼显得清冷与寂寥许多。
然而时至今日，所有人都无法忽视这位试图揭示自发调节的市场秩序如何走向恐怖与无序的思想家。波兰尼始终认为，对于自发秩序的崇拜无异于另一场乌托邦。人类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必须嵌入在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之中。对于市场的崇拜不仅会进一步吞噬弥足珍贵的个人自由，还会让世界沦入战争和经济危机。——这些正是波兰尼在二十世纪见证的，并终其一生试图回答的问题。
当地缘政治的角逐和民粹主义的回潮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当大公司与寡头企业利用算法打造的政治经济秩序正在挑战人们过往的信念，这一切在波兰尼看来正是一种奇异的殊途同归。因为，乌托邦的诱惑恰恰来自人类逃避自由的本性。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2月26日专题《卡尔·波兰尼：告别市场乌托邦》B02-03版。
B01「主题」卡尔·波兰尼 告别市场乌托邦
B02-B03「主题」波兰尼的双城记：在维也纳和乌托邦之间
B04-B05「主题」《大转型》当我们抗拒市场时，我们在抗拒什么
B06「主题」《抓住兔子》破损记忆构成的雪花屏
B07「文学」若是鼓手开始斗争：关于黑特·史德耶尔的写作
B08「中文学术文摘」传播研究 文摘一则
撰文丨李晋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是谁？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究竟应视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哲学家？抑或经济史学家？甚至人们还容易把他和他弟弟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混淆在一起。他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甚至某些市场至上主义者会将波兰尼视为洪水猛兽。然而社会学家布洛克（Fred Block）却指出在如今这个很多著作超过几个月就丧失参考价值的时代，波兰尼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却会历久弥新，并且对于理解21世纪的全球社会、经济所面对的困难必不可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认为，如果人们能够认真阅读这本书，并且认真对待其所涉及的问题，也许能够避免20世纪的许多教训，因为时至今日“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都没有丧失其卓越性”。在2016年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中，将我们当下时代称为“波兰尼时代”：一个危险、缺乏监管的市场时代，也是人们对政治信任度降至冰点的时代。然而，如斯蒂格利茨所说，试图用不多的文字去概括波兰尼的《大转型》这本复杂而精妙的著作不仅异常困难，而且可能错误百出。我想尝试避开讨论《大转型》本身，而是聚焦波兰尼早期的思想形成这个相对被《大转型》读者们所忽视的部分，来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波兰尼的思想。
按照波兰尼的自述，1886年他出生在一个匈牙利具有自由思想的犹太上流社会家庭，兄弟姐妹一共五人，其中包括比他小五岁的弟弟迈克尔。波兰尼的母亲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文化沙龙汇聚了当时不少知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如法学家凯尔森。在大学时期，波兰尼还组织了一个“伽利略圈”汇聚了不少有思想的进步学生，他被推选为第一任主席，这个组织的成员中不少人未来成为匈牙利的政治领袖。在这一期间，波兰尼翻译出版了恩斯特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塑造了他未来的思想底色，即实践、经验和权宜远胜过教条、传统和权威。当时恰逢一战爆发，波兰尼在奥匈帝国的后勤部门服役，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他于1917年被遣返回国时，随身只携带着一本莎士比亚的著作和《新约》。这也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两本书，当时萦绕在他心里的一句话就是“生命就是人的错失良机。”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5日出生于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24年移居奥地利，1934年起先后迁居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曾执教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诸多学术机构，1964年4月23日与世长辞。波兰尼著有《大转型》《达荷美与奴隶贸易》《人的生计》《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合著）等作品，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之一。
谁的奥地利学派？
伴随着一战的结束，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瓦解，而作为曾经帝国首都的维也纳则在1919年进行了第一次城市议会的直选，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多数，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执政，人们也称其为“红色维也纳”。因为社会民主党倡导一种在多党制议会民主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实验，即在遵循民主法治的前提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且通过行使市政权力来服务工人和大众。
1919年，波兰尼因为抑郁症和健康原因到维也纳疗养，他感到身体非常虚弱，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的生活也是“糟糕、焦虑、无聊、孤独和凄凉。”为了生计，波兰尼先在《维也纳匈牙利日报》做记者，后来通过一位朋友的引荐，他获得了在著名杂志《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编辑工作的机会，他非常激动地对弟弟迈克尔说，“没有比这个职位更适合我的了！”这份杂志被认为是奥地利唯一一份重要的经济学杂志，撰稿者包括法学家凯尔森、米塞斯、彼得·德鲁克、熊彼特，以及哈耶克和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等等，囊括了后来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几乎所有重要学者。除了编辑工作，波兰尼在1924年还创办了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研讨沙龙，这也契合维也纳的社会-政治氛围，因为其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苏联式的治理道路，他们主张用工人行会进行一种民主化的工业自治实验，从而能够同时避免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集权，研讨沙龙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德鲁克、科尔奈，甚至还有卡尔·波普。
如今人们通常会将“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认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波兰裔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针对苏联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所进行的争论，甚至将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作为奥地利学派获胜的主要标志。然而，事实上这是一个明显的时代错乱。“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实际上发生在奥地利的战时经济和社会民主党获得维也纳的合法执政权的社会背景。
这场争论的战火是由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和米塞斯所点燃。纽拉特和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以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鲍尔和希法亭都曾经参加过庞巴维克的经济学研讨班。后来纽拉特在德国师从滕尼斯和奥本海默。因为都受过庞巴维克的影响，纽拉特和米塞斯、哈耶克共享着许多理念，例如资源的多种分配是以经济决策为中心。但是与米塞斯等人分歧的是，纽拉特主张在现实中，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并不等同于实现货币价值的最大化，因为人们的生活质量不单单是货币的价值所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在真实生活中，人们需要的是五花八门的异质物品，而人们在进行理性选择时不仅仅是一个货币-利益的判断，更涉及政治和伦理上的判断来左右人们的选择。此外，纽拉特在一战中目睹了战争经济中实行集中计划的可能性，也正是这些理念，促使纽拉特在奥地利推动城市规划、住房和教育的改革。
波兰尼家庭照（1948年）。左二为卡尔·波兰尼，右一为卡尔的弟弟，化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
纽拉特的理论和实践激起了米塞斯的不满，米塞斯对此进行反驳的论文于1920年发表在马克斯·韦伯所主编的杂志上，题目为《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米塞斯主张中央计划和管制经济不可能行的原因在于，经济核算只有在自由竞争的价格机制下才能被有效地反映出来，其前提在于必须基于私有财产、自由市场和货币体系才能进行量化，通过“看不见的手”提供出生产者所需要的供求等重要信息。
这场论战实际上触及了一个始终困扰奥地利经济学的深层问题，那就是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早在1871年，门格尔就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奥地利经济学所依靠的主观价值论在评价单个生产要素的贡献时会面临困难，而只能通过消费品价值来反映出总体生产资料的价值。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理解门格尔的这个观点。例如，一个现代人在办公室中用电脑设计出一款程序，推向市场后获得了货币价值，同时也反映了整体生产要素的价值，然而单个的办公室（土地）、人的劳动和生产工具，甚至为此支付的货币到底具体各自创造了多少价值却非常模糊，难以衡量。为了避免这种模糊性，在米塞斯看来，土地、劳动、货币这些生产要素只能由社会立法转化为可让渡的私人财产，被商品化之后，才能够建立起市场体系：消费者支付货币购买，这些货币再次通过劳动报酬、地租和利息的形式给予生产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市场，任何工人、地主和资本家都必须遵守这个规则。
因为人们无法对每个具体的生产资料进行准确的估值，米塞斯断言，在计划经济下就无法对单个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确定，因此，对于工人、地主和资本家的收益分配就只能是武断的，而非合理的；其次，政府也就无法理性决定生产资料的用途，容易盲目投入生产，这种缺乏理性根据甚至会损害社会的文明品格，进行强制和武断地执行计划当局的决定，从而导致自由的丧失，因此，计划经济既低效又集权。
不久波兰尼就发表两篇文章来反驳米塞斯的观点。波兰尼首先指出，并不是只有米塞斯的资本主义和完全中央计划经济这两种非黑即白的道路。比如维也纳当时的状况，社会的重大经济决策并非要么通过市场，要么就必须中央计划来达成，而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生产者协会和消费者协会、行会组织进行谈判来实现。在他看来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和自由放任市场的资本主义都忽视了个人和社会标准。波兰尼承认米塞斯对于中央计划的批评，个人在市场中能够更好地关注自身的利益，却同时也指出，因为个人以匿名化的个体在自由市场体系中参与交易，实际上市场也无法提供具体个人的可靠信息，这样资本主义市场不仅强化了人的自私，让人忽视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在社会共同体中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波兰尼指出，米塞斯所提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无政府主义，从而一开始就排除了更高意义上的社会效用，换而言之，社会“对于米塞斯他们是障碍和不存在之物，支配生产的并非更高贵、更开明的需要，而只是更庸俗、更贪婪的需要……在排除了更高价值的前提下被所带入存在的这种生产，反过来又腐蚀了必要的道德，使其误入歧途。”
波兰尼提醒道，自由市场最终必然会出现大型的垄断企业，也和米塞斯指责中央计划一样，都阻碍着技术发展的潜力；并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必然导致对公共效用的忽视，甚至会误导和制造人们虚假的需求，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信息，同时也无法保证社会正义和公共福利。波兰尼认为，米塞斯等的立场背后其实代表的是精英、贵族、管理主义和公司体制，而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他相信工业的问题是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自身有计划介入协商而得以解决的。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波兰尼共享着奥地利学派个体主义方法，然而他同时提醒人们，经济维度并非个人和社会的全部，也并非个人所有的追求。事实上，波兰尼从未支持过中央计划，他反而担忧其所形成的官僚体制会破坏社会的自由，他同时也批评取消市场论者如托洛斯基，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一论战时期，他所撰写的相关经济理论的著作并没有让波兰尼感到非常满意，因此不少论文并未出版。
被市场遮蔽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大争论中，米塞斯和波兰尼并非都是纯经济层面的讨论，而是都指出了经济制度对人的道德和文明影响，两人都担心西方文明的境况，尽管两人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时至今日，人们几乎都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也几乎都认为市场能够将人的自私转化为一种公共的善。然而，对于这种成见，波兰尼在1927年的《论自由》的讲稿中写道，很多人都听说过“被谋杀的东方人”的哲学寓言，寓言大意是：如果我们被赋予一种可能性——只要按下一个按钮，所有愿望立刻就得到满足，但是条件是每按一次，远方国家的四亿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死去，那么会有多少人愿意不按这个魔法按钮？波兰尼提出的这个问题让现代读者很容易就想到了政治哲学家桑德尔在哈佛大学的《正义》课。然而更早的版本，我们仍旧可以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第三卷“论良心的影响”中发现。
基于这个寓言，波兰尼延续了斯密道德哲学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由-责任的关系，他认为，这个寓言告诉了我们即便最善良的人也会处在一种真实的困境中，那就是我们和人类同胞之间的关系，被市场所掩盖了。人们对市场另一端的故事“一无所知，也不可能知晓”。对每个个体而言，人类全体成了寓言里无名的东方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可以毫不眨眼地熄灭他们的生命，而人们事实上也这么做了。”因此，米塞斯们单纯强调“看不见的手”，其后果可能会致他人于非命而不顾，“我们刚刚丢进炉膛里的煤，我们此刻所用之光，可能包含了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在波兰尼的眼中，我们视为商品之物的背后，可能有着一个个真实生命的挣扎、血汗，自由的破坏，而这些都不是市场的“公平交易”就能弥补的。
然而终结这场社会实验的并非如米塞斯所说的是由于计划经济的自我失败和导向集权，相反，却正如波兰尼曾经批判奥地利自由派所断言的那样，自由派要么会屈服于垄断资本，要么就彻底导向独裁主义。从1927年开始，奥地利不断出现法西斯对社会主义民众的枪杀。1933年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依靠准军事组织保安团的势力，宣布解散议会，取缔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掀起了奥地利的内战，最后建立起了独裁的奥地利法西斯主义政权。在1933年米塞斯已经当上了陶尔斐斯政府的经济顾问，而此时的波兰尼和家人不得不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
何种乌托邦？
颠沛流亡到英国和美国后，在维也纳的经历和社会主义大辩论仍旧迫使波兰尼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当下世界大萧条的原因是什么？对文明产生威胁的两种极端主义纠结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法西斯的形成，等等。为要回答这些问题，促成了波兰尼的名著《大转型》的写作。起初，波兰尼想要用《自然乌托邦：大灾难的起源》或《免于经济学的自由》为标题，但是出版商认为这种标题无法吸引读者，于是改为如今我们所熟悉的标题。
在1940年波兰尼写给妻子伊洛娜（Ilona）的信中，说到本书的首要目标是“要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中支撑社会组织的道德价值”来解释这个转型时代：
当今世界危机最终源于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是工业文明的第一阶段。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历程，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瓦解的结果。经济性的社会本身是一种乌托邦；在人类社会中，经济必须服从于整个社会的需要。经济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社会将被毁灭；摆在面前的替代方案，是以民主的方式还是反民主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改革。在欧洲，民主的方式被证明无效，因此法西斯主义便变得不可避免。美国或许是一个例外，这得益于新政头几年所做的努力。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世界性的进程；国际生活的重新整合仍必须完成。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延续了一个曾经和米塞斯争论的核心问题，土地、劳动以及货币是不是真实的商品。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早期代表维塞尔（Wies⁃er）在《社会经济学》中就认为这些都并非产品，都不应该是商品。同时维塞尔也主张，劳动不是一种商品，并且社会允许土地和资本的收益转移给个体，是否公正和有利，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这些观点都让米塞斯反感，以至于宣称维塞尔不能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一员。
波兰尼则指出，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商品，劳动力不过是和我们生命相协调的活动，并非为了市场销售才产生；土地则是自然的，而不是人能够创造的；而货币不过是购买力的表征，是国家财政和银行制造出来的，都不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的物品，而是一种虚构。
然而波兰尼并没有否定市场的作用，他承认市场在人类社会中自古就有，但是从19世纪而来如米塞斯、哈耶克甚至自己弟弟所倡导的自我调节式（selfregulating）的市场经济不仅是乌托邦，而且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在《大转型》（英文版76-77页）他这样写道：
然而，正是凭借这种虚构，关于劳动、土地和货币的实际市场才得以组织起来；它们的确在市场上被买卖；它们的供求是真实的量；而任何阻碍此类市场形成的措施或政策，都将自动危及体系的自我调节。因此，“商品虚构”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组织原则，并以最为多样的方式影响几乎所有制度。这个原则就是：任何可能妨碍市场机制按照“商品虚构”运作的安排或行为，均不得存在。
目前，在劳动、土地和货币的问题上，这样的假设根本无法成立。让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数量及其用途——的唯一指挥者，将导致社会的彻底毁坏。所谓的商品“劳动力”不可能被任意搬来搬去、随意使用，或任意闲置，而不同时影响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承载者的人。在处理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体系实际上也处理了与之相连的整体——那位“人”的生理、心理与道德实体。一旦失去文化制度的保护，人类将因社会暴露而毁灭；他们将因急性社会解体而死去——陷入恶习、堕落、犯罪与饥饿。自然将被分解成其裸露的元素；邻里与景观将被破坏；河流被污染；军事安全受危害；生产食物和原料的能力被摧毁。最后，将购买力交由市场机制管理，也会周期性地清算企业经营，因为货币的短缺与过剩对企业来说，和洪水与旱灾之于原始社会一样具有灾难性。毫无疑问，劳动、土地和货币市场对于市场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但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这样一套粗暴虚构所带来的后果，即便只是一小段时间，除非它对其人类和自然基础以及商业组织提供保护，以抵御这台撒旦磨坊所造成的摧残。
讽刺的是，在大论战中米塞斯指责社会主义是一项乌托邦，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此时，波兰尼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强调正是米塞斯等所主张的自我调节式的市场经济，其发端于19世纪，最终导致的是欧洲文明的崩塌。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开头就直言不讳地说道：“自我调节市场（self- adjusting market）的理念意味着一种赤裸的乌托邦。这样的制度若要长时间存在，必然会摧毁社会赖以存在的人类与自然的实质；它会在物理意义上毁灭人类，并将其生存环境变成荒原。结果不可避免：社会会采取措施保护自身，但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会削弱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扰乱工业生活，从而以另一种方式使社会再次陷入危险。正是这一两难困境迫使市场体系沿着某种固定轨道发展，并最终瓦解了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
双城记和生命的情感
从年轻时，波兰尼和弟弟迈克尔曾经因为理念不同渐行渐远，甚至在1930-40年代两人因为各自的立场而跌入谷底。迈克尔还成为哈耶克发起的朝圣山学社重要的思想家代表之一。在1950年，随着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兄弟两人的感情却逐渐缓和。一个原因是两人都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因为波兰尼太太伊洛娜的社会主义立场，美国拒绝让她入境，导致波兰尼为了家庭不得不放弃美国的教职返回英国。而迈克尔的事情则有些荒诞和黑色幽默。1950年美国通过的《麦卡伦国内安全法》要求剥夺“颠覆分子”的政府工作资格，并授权政府调查、拒绝或驱逐被视为“颠覆”的访客。讽刺的是，持有强烈反苏立场的迈克尔也被该法网罗，只因他十年前曾在伦敦一家机构发表过一次演讲，因此被美使馆拒发签证，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立场并解释演讲内容就是批评苏联，甚至指出著名的反苏作家阿瑟·库斯勒的一本在美国的反苏畅销著作就是献给他，仍旧无济于事，美国官员依然不为所动，甚至表示从未听说过此书，几次尝试签证无果之后，迈克尔不得不放弃了芝加哥大学的聘任。
波兰尼传记的作者加雷斯·戴尔指出，兄弟两人在这一时期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因为对于冷战的评价具有显著的分歧。波兰尼认为弟弟非常善良，但是冷战却让他变得狂热。当时匈牙利的流亡知识分子如库斯勒等主导的文化自由大会以及一些刊物背后的资金主要都是由美国中情局（CIA）提供，波兰尼固执地认为这是CIA不仅控制了整个匈牙利流亡的知识分子团体，也套住了自己的手足。他甚至警告迈克尔让他不要再做“冷战的寄生虫”，并且认为让CIA资助这些组织和刊物，和迈克尔自身信奉的自由市场的理念也南辕北辙，因为让观念受人欢迎取决于个人的才华，而非依靠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在波兰尼的眼中，迈克尔这样和他们所反对的敌人是一样的，“运用金钱和权力来打造自由的概念，却还限制言论自由”，气得波兰尼“血都要感到凝固。”然而，即便有这样的冲突，兄弟俩还保持着友谊和关系，在波兰尼晚年被检查出患有癌症时，兄弟俩的情感更是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变得更为深沉。
人们在阅读波兰尼的著作时，不时会感受到波兰尼流露出的一种对人、道德那种悲天悯人的同情。纵观波兰尼的一生，早年被抑郁和疾病所困扰，几次流亡，和爱人分居异地，为生计奔波，即便波兰尼在政治判断和理论上自然也有不少欠缺和失败，甚至如加雷斯所指出的他对当地权力关系的分析存在诸多错误，也严重低估了社会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却坚守着自己所坚信的理念自由、责任和独立从未改变，他对市场体系的批评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正如波兰尼早年所喜欢的《哈姆雷特》和《新约》，两者都展现了悲悯和人的痛苦，生存和毁灭，似乎也昭示着波兰尼的一生，试图用这些来对抗不让“自身成为这个沉沦世界的一部分。”如今，随着AI崛起和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退潮，极右翼政治的浪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审视一旦市场侵入到它不该出现的领域所带来的“赤裸生命”的后果，也开始思考社会会如何反应来保全自身。也许，波兰尼著作的生命力和影响，正如古语所说的，“还有无数朝霞，尚未点亮我们的天空”。
1960年代，卡尔·波兰尼和妻子伊洛娜。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李晋；编辑：李永博恒信期货，申璐；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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